24个书架，1600多万文字，下激流、走铁索桥、上“猴子路”、披荆斩棘深入了解40多个民族，走过60多个国家，认识160多个国家的人，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淮海战役的战火硝烟、血雨腥风中成长……在邓伟志教授看来，这些并不值得提。
回顾自己81年的人生岁月的，他说：“‘读＋走→写’是我的人生方程式。”读书、实践、思考和写作几乎占据了他的所有生活，在多年的积累和不断学习中，他始终保持谦逊与质朴。他曾说：“我轻如鸿毛”、“我真的轻如鸿毛”、“我真的是生如鸿毛，死也如鸿毛”。邓伟志教授完成的学术成果和提出的“邓氏三论 ”——“家庭的淡化问题”“中国的学派为什么这么少 ”以及“淡化‘当官心理’”，为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的成就、上海社会学的发展乃至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发展以及繁荣都做出突出的贡献，但他却仍将自己比作一片不断稀疏、随风飘扬的“鸿毛”，尽管轻，但是也能给人送暖，为学校、为社会贡献绵薄之力。
81岁高龄的邓伟志教授在谈起自己的经历和比电影故事还传奇、精彩的人生时，神采飞扬、风趣横生，仿佛仍是如太阳般温暖的少年，胸怀祖国，心系社会。他说：“只要我的身体状况允许，我就一定要亲自走到理论的源头，听民意、探民情、采民声，接受实践的检验，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生的经历“酸、甜、苦、辣”，而在邓伟志看来何止四味，更多时候是“咸、痒、涩、麻”。让我们一同走进邓伟志教授的“八味”故事，一同感受其看待学术、看待家庭、看待社会的通透与豁达。
我的研究是没有主线的，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很多专家学者的研究都是从一而终，专注于一个方向，但邓伟志教授不是。他从学经济到研究社会科学再到自然科学，又到家庭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等，如果非要数一数他所涉及的方向，怕是凝结着邓伟志教授五十余年学术研究和个人思考结晶24卷的《邓伟志全集》也不能完全概括出其研究的方向。
谈及为何踏入社会学时，邓教授笑着回忆起了那段关于志愿填报的小插曲：“本来是响应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谁知道班主任夫人‘怂恿’我去报外交。小孩子不禁夸，第一志愿就填了外交学院，但是当时不知道外交学校是不招学生的，所以就滑档到上海财经学院，学了经济学。两年后院系合并和调整，统一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系。”自那以后，邓教授便从经济学无缝对接到了社会科学研究，并在社会科学界“摸爬滚打”多年。众所周知，虽然这些方向都同属于社会科学领域，但是不同分支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环境都不尽相同，而每一次新的开始都需要调动极大的热情和信心。当问及为何要自我不断挑战时，邓教授表示：“其实是社会的革新和发展推着我们不断前行，即便是研究方向有所不同，但是只要是能解决问题，满足祖国需要的就是我要学习的专业。
“与人无争，与世有争”是邓伟志教授崇尚的学术态度，他一心一意认真做学术，从不利用学术去做其它的事情，做学术的就是要追求真理，无关于利益和权利。他强调“多灌脑袋，少管口袋”，“追求发财莫进来，要想当官走别路”。1980年，他放弃同济大学院长职务来到上海大学，不仅是为了承继父亲的遗志，更多的是希望能够扶持社会系顺利恢复和完善，正所谓人生处处有青山，不靠学校的背景做学问，邓伟志教授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真理并不会因为学校的名气大小而转移，最终靠的还是自己的能力。
吃穿简单化，大脑复杂化
俗话说：“读书就是站在前人、巨人的肩膀上向前看做学问。”那么何为学问？在邓教授看来，“学问要有问才能学好的，不能“见到篮子就是菜”。学问想要做好就必须充分了解前人和旁人的研究成果。不仅仅是学习，更多的是要在学习的过程中产生疑问，并在追寻答案的过程中产生新的问题。随着问题的解决，各类书籍中观点的分歧与碰撞，便会引发自我思考，从而产生自我结论。
在邓伟志教授家里24个书架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书籍，文科、理科、好书、坏书都在他的读书清单中。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书读的越多，疑问便会越多，看待问题也会愈发冷静和客观，能够做到对任何国家的学术权威尊重而不迷信，要坚信人无完人，权威也不是没有负面的。“我1977年和78年先后借调在《红旗》杂志和国家科委，接触过很多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他们都有着非常明显的长处，但是也一样有着很多短处，所以不迷信才能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才能有所创新。要始终保持对真理的渴望，不断读书，不断追问，不断思考。”
邓教授与书籍的缘分颇深，他曾因为书不出馆而夜以继日地在图书馆里看书，在安徽绩溪县的眼睛山上印过书，也在很多新华书店卖过书。书本中的知识是从实践中提取的，也需要反作用于实践的检验，“因此，要做好学问，要有所创新，要有真知硕见，就必须走进实践。学问就在自己脚下，只要是有心人，走到哪里就能发现学问。”邓教授这样强调的同时也一直用行动践行着。
1969年，邓伟志教授受时事影响，毅然从研究社会科学转为自然科学，又恰逢毛主席当时提出研究“四大起源”——天体起源、地球起源、生命起源和人类起源的倡议，“我高中时期理工科成绩还不错，奠定了基础和积累，让我在研究自然科学时少费了很多力气。”正是学习时期的积累，让他陆续参与和主笔写出《天体的来龙去脉》《生命的生生不息》《人类的继往开来》等书籍。为了真正了解人类转变的过程，他探访当时处于中越边境的红河州金平县的苦聪人，他们的歌声令邓教授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们没有吃过一粒米，我们没有穿过一件衣，我们没有牵过一头牛。天上阴森森，地上湿淋淋……”1953年以前，他们还处于原始社会解体阶段的族落，每一次摩擦取火都需要花费大半天的时间，下雨天为了保存火种，只能大家一层一层叠着，用身体挡住雨水，离火苗最近的就是氏族长，胸腹部伤疤连伤疤，伤疤摞伤疤。“科学共产主义起源于原始共产主义，人人崇尚平均主义，有饭大家一起吃，没饭一起饿，他们所有的劳动所得都会自然而然地进行平均分配。”在没有亲眼目睹前，这些接近原始部落的人给现代人的印象都是非常野蛮，但是这种野蛮的原因在于他们无法适应现代生活而引发的恐惧和害怕。他们只敢进行“无声贸易”，把虎皮、籐编放在十字路口，兄弟民族可以用一把盐、一只破铁锅换张虎皮。不等价交换没问题，假如拿走虎皮，什么都不留下，那一定是一命呜呼。他们用的工具是弩，一弩射过去，白拿他们东西的人必死无疑。不同民族融合的同时仍然保留了其本身的特色，不同国家经济的差距决定了不同的社会情况，比如全世界最贫困的国家玻利维亚住海坺五千米以上的人，竟然将小便晒出的碱用来烧菜和洗衣。对此，邓教授表示，“国际歌是唱的，更是做的，不知道他们如何受苦怎么联合他们站起来。”所以只有通过摸爬滚打才能意识到当下值得珍惜的生活环境，所以一定要深入田野，边走边看、望闻问切，才能了解到真正民情民生。
当问及写文章的诀窍时，邓教授分享了他平时在生活中的做法——记笔记。他说：“我看书做笔记，听别人说话也会记笔记，甚至参观展览会也会记笔记。因为很多时候一阵风吹过，就忘了，但是记一记、想一想，再问一问就能记得住了。”另外，他认为大学生群体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与老师坦诚交流，确定好学习的动机和目的，要让脑子始终保持问号，不要过度在意吃穿等身外之物，而是要通过看书、看世界以及思考逐渐让大脑复杂起来，培养自我判断力和冷静处理事情的能力。任何研究过程，从行为上来看都是寂寞的，但是脑子里的问题和答案是活跃的，要敢于坐冷板凳，抓紧一切时间做研究，不要总想什么“捷径”，要把有限的生命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去。
家庭是后勤部，后勤不行，怎么打仗？
作为国内最早专门从事家庭社会学研究的专家之一，1980年，他便提出“家庭淡化问题”，简言之便是一个人的好坏优秀与否不应该完全归于家庭，而应该归于他自己的社会实践。父母与孩子之间不存在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必然联系，无论父母有多么厉害，子女不应该因为父母的成就而作为向上爬的阶梯，反之亦然。这种观念源于邓伟志教授所见所闻及人生感悟。在父母得势时，孩子飞扬跋扈，但是等到父母倒霉，儿子也会受到牵连。现在又有些人搞什么“儿子英雄爹好汉”，掩盖父亲的另一面，都是畸形的家庭关系发展。邓伟志在教育自己女儿时，坚持不让女儿在外提起他的名字，不让女儿有优越感。为了给女儿加深这一印象，邓教授还搬出了许多唯物主义的理论，他教导女儿说：“爸爸见过很多人，前天神气，昨天晦气，今天又神气，这是辩证法的肯定否定律。爸爸虽然现在有名，可是倒霉的概率也很高，这是治学的必经之道。平时不沾爸爸的光，爸爸倒霉时，才会少受牵连。”
家庭社会学是一门独立的的学问。一直以来，家庭和学术关系始终是很多老师无法平衡的两方，由此引发的家庭矛盾也不在少数。邓伟志教授表示，“治国治家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果没有做好就是没有协调好前后方的事情。在夫妻关系中提倡共同进步，踏实前进，用包容和接纳处理问题，少点埋怨、多点理解。”邓伟志正是以这样的相处方式与妻子相爱相伴五十多年。在邓教授看来，“我的老妻是我的‘五保’，为我保时、保健、保洁、保安、保面子。”所以一定要学会如何应对妻子生气、辛苦时该如何缓解情绪的紧张，邓教授笑着说道，“为了让我能够好好写作，几乎所有事情都是她帮我解决了，有的时候事情太多，饭就烧焦了，她就会生气埋怨，这个时候一定要少说话多做事，因为她真地为我付出了很多。了解邓伟志家庭状况的于光远老先生称赞邓伟志的妻子是“邓伟志的保护神”。家和万事兴，稳定和谐的家庭环境非常重要！”
除了作为老师、丈夫、父亲的角色外，邓伟志教授还是民主党派的代表，积极参政议政，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献计献策，而且与时俱进，不发空言，总是有关民瘼。有人说“说了也白说”。邓伟志：“白说也要说，说到不白说。帮忙不添乱，到位不越位。”他提出“廉政十法”、“监督十二条”。他虽为一介书生，然赤子心怀跃然纸上，以知识参政议政、以知识为共产党建言献策，以知识做党的诤友。
回到学校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他认为学校要发掘出自己的特色和亮点，要有全面有重点，要民主办校，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他是中国社会学界第一个提出“学术生态”概念，提倡学术环境的宽容、宽厚、宽松，他强调，“自由的学术氛围能够促进更多的教授发挥他们自己的能力。当然，再厉害的老师也有知识盲点，所以知识的欠缺促使我们要时刻保持谦虚，在知识面前不分年龄，不分专业。我所研究的社会学也只是占整个社会学分支中的一二，所以很多时候，轻如鸿毛的我就是不知道答案的考官，世界上有多少优秀的教授，又有多少人写了更多的文字，何以沾沾自喜？不要停留于自我成就，做学问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同时，他强调，青年学者不要把自己当成商品，不要待价而沽。人才引进而不是人才买卖，而是要在信念的引导下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要凝聚国家力量，抓住自身力量，重点在培养自己的院士，提供教授发挥才华的条件。在寻找“千里马”的过程中也要培养好的“伯乐”。
3月21日，春分之日、樱花烂漫，邓伟志教授荣休仪式在校本部乐乎楼思源厅举行。“日既暮而犹烟霞绚烂，岁将晚而更橙橘芳馨”，我们敬佩邓伟志教授作为社会学家在教书育人和参政议政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也衷心祝愿邓教授身体健康、生活幸福。我们将传承他的治学精神与家国情怀，为把学校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特色鲜明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而不懈奋斗。
在新上海大学组建二十五周年之际，邓伟志教授为上大送上真挚祝福：“百花齐放美校园，百家争鸣丰教材。”希望上大在软文化和硬实力上都越来越好，为高水平大学建设蓄积力量，迎接新时代的挑战和机遇。
上大感谢您，未来有我们！
记者 蔡珍椽
